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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造时:以口以笔,探求救国道路
来源:文汇报 | 李纯一  2021年09月26日09:18
关键词:王造时

王造时(1903—1971),江西安福人。1917年入北京清华学校。1925年8月毕业后赴美留学,在威斯康星大学取得政治学博士学位。1929年8月入伦敦经济学院,师从英国费边社会主义代表人物拉斯基研究国际政治。1930年回国后任教于上海光华大学等校。创办《主张与批评》《自由言论》等刊物,为救国会“七君子”之一。1951年起,先后任教于复旦大学政治系、历史系。著有《中国问题的分析》《荒谬集》等,译有《现代欧洲外交史》《美国外交政策史》《国家的理论与实际》《民主政治在危机中》,参译《历史哲学》《历史研究》及《社会科学史纲》等。

1936年11月至次年7月,“七君子”身陷囹圄逾半年,虽有个浴室,却不堪用。这些“难兄难弟”只能每周一次,在餐室的火炉边,一个接一个洗澡。邹韬奋记说:

第一次这样“公开”洗澡的时候,王造时先生轮着第一,水很热,他又看到自己那个一丝不挂的胖胖的身体,大叫其“杀猪”!以他那样肥胖的体格,自己喊出这样的“口号”,不禁引起了大家的狂笑!

邹韬奋称王造时为“胖弟弟”,说他生得胖胖白白、和蔼可亲,说他的性情天真烂漫、笃实敦厚。王博士甚至觉得“在这里,物质方面的享受,实在比我在家里好得多,可以说是回国七年以来所没有享受过的舒适生活。”解放后,同“七君子”中另几位健在的同仁不一样,他没有进京任职,而是在上海复旦大学任教。

“爱国主义深入我心,反帝运动我无役不从”

王造时1903年出生于江西安福县一个经营竹木生意的家庭,原名王雄生。八岁发蒙时,先生给他改名“造时”,寄望他树立雄心壮志,力争上游。私塾三年,高小三年,其间世界大变。辛亥革命、一战爆发、“二十一条”、袁世凯称帝这些时事刺激着小小少年,民主、共和、正义、人道、公理的思想在他脑袋里生根。

1917年,成绩优异的王造时考入清华学校。念到二年级时,五四运动发生。当日正值清华八周年校庆,还穿着童子军制服忙得不亦乐乎的王造时,至傍晚听说游行事,便立即找学长罗隆基、何浩若商量。接下来,清华有了全校性的学生代表团,在酷热暑天,学生们舌枯唇焦地进城奔走,反对凡尔赛和约。一个月后,王造时领队到北京最热闹的东安市场演讲时被捕。待到他随各校被捕同学获得释放的那天,从关押所到学校,内外都是齐声欢呼,声震天地,他说“我此时感动得只是流热泪”。

8月28日,王造时参加学生代表团向徐世昌总统请愿再次被捕。他后来自述:“通过五四运动和两次拘捕,爱国主义深入我心,从此以后,反帝运动我无役不从,几十年如一日。”

同学潘大逵回忆,王造时在清华八年,爱读书,爱踢足球,热心校内外的政治活动。他参加并领导学生会,编辑《清华周刊》,组织“仁社”,社员有王国忠、贺麟、彭文应、林同济、陈铨等。他撰文批评梁启超对政治的看法;邀请苏联驻华公使加拉罕来校演讲;他“笔血墨泪以吊中山先生”;甚至写新诗,吟的也是政治:“忽然东邻的黑云蚕食你,点点的星光耻笑你,簇簇的天河不顾你,我欲救不能望着你。”(《月食》)那时候,罗隆基、王造时、彭文应,被同学们称为“安福三杰”。

1925年8月,王造时往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攻读政治学。五四运动以前,清华留美的学生多主修自然科学,五四以后,学社会科学者渐多。王造时决定在留学期间“埋头好好读几年书”,每年暑假的三个月则入芝加哥大学。他省吃俭用,以便将打小订亲的未婚妻朱透芳接来,自费留学,共同进步;还发动同学们一起储蓄,作将来回国办爱国刊物的基金;不多的娱乐就是在湖上划独木舟。苦读五年,王造时“连中三元”,接连取得政治学学士、硕士和博士学位,博士论文题为《1919年以来大国对外政策纲领中的裁军问题》。1929年8月,王造时由纽约到英国,入伦敦政经学院,作为研究员,跟随拉斯基学习。拉斯基(harold joseph laski,1893—1950)是当时著名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治思想家、费边社会主义的阐述者,后担任英国工党主席。在英国一年中,王造时除跟随拉斯基研究外,便是埋首在大英博物馆阅览室(当时大英图书馆馆藏所在地)——马克思寄居伦敦时经常去的地方。

分析中国问题,择历史政治外交主题且作且译

张君劢在回顾自己由社会科学而至哲学的道路时曾说:“由清末至民国初年,吾国知识界对于学问有一种风气:求学问是为改良政治,是为救国,所以求学问不是以学问为终身之业,乃是所以达救国之目的。……真正研究纯粹学术的人,可以说是绝无仅有。”

王造时回国后,也是为了谈政治、发议论,而选择了往上海私立大学任教。1930年秋,他开始担任上海光华大学和中国公学等校的政治学教授。

一年后“九一八”事变发生,王造时眼见当局一再误于不抵抗主义,去“忠实信赖”国联,忧心如焚。他写成《救亡两大政策》的小册子,主张对外抗战,对内实行民主;在《新月》上发表批判文章直指蒋介石,结果差点让新月书店被勒令关门;他在国难会议上斥责汪精卫把中山先生的遗教“天下为公”变为“天下为私”。部分新月同仁组成的另一团体“平社”,以各自专业所长,评析中国社会现状;王造时发表多篇探讨中国问题何以发生,在物质、社会、思想和政治上有何背景,以及中西接触后各方面变化的“中国问题”系列论文。同时,他关注农村复兴、学生出路,呼吁大家提振精神,让中国在优胜劣败的现代生活里站稳脚跟:“何不让我们把一切粪土之墙及不可雕的朽木,都拆毁下来。同时打好模样,如工程师一样,一步一步的努力去建造一所新的大厦。”他以一支笔(撰文与办报)、一张口(演说)代表民意:“唯有抵抗才可以救国!”“如果有决心抗战,为什么还不见全国总动员的措置,而全国还是这样分崩离析,泄泄沓沓?”“若口头上说准备,而实际行动仍极力压迫爱国分子及势力,请问这是什么准备?这简直准备我们做亡国奴!”

王造时出言尖锐,匿名恐吓信、带子弹炸药的包裹相继而至。他先后办起的《主张与批评》《自由言论》两种刊物被国民党当局以言论“荒谬”“肆意诋毁本党”等罪名查禁,书也教不成——当局通令全国各大学不许聘请王造时,光华、大夏、上海法学院也都收回原有的聘约。王造时一时生计无着,幸得章士钊请他在自己的律师事务所做挂牌律师;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也约他译书,每月交稿六万字,得三百元。此外,1935年,他将诸篇论文结集为《中国问题的分析》出版;“九一八”以来的政论文章,则干脆以“罪名”作题,辑成《荒谬集》。

翻译方面,王造时在短短几年间,陆续完成《现代欧洲外交史》(1936)、《美国外交政策史》(1936)、黑格尔《历史哲学》(1936,与谢诒徵合译)、拉斯基《国家的理论与实际》(1937)与《民主政治在危机中》(1940)、《社会科学史纲》(1944,与谢诒徵、向达等合译)等译著。其中《美国外交政策史》系美国课堂上的标准教科书,王造时认为值此外交关系紧急的时刻,正可介绍给中国读者,以鼓励民众国家必可独立而强盛的决心;翻译自己在威斯康星大学的老师、“一位奇怪的教授”莫瓦特的《现代欧洲外交史》,亦是出于相信各国的内政与外交不可分,“做一个国家的公民应该有相当的外交常识”。而对于《历史哲学》,这位译者也和后世学子的感受一样:“这本书不但是难译,并且是难读。我们与英译者的意见一样,劝读者先读本论,后读绪论,或者可以使读者容易了解。”

《荒谬集》中,有《领袖的条件》(1933)一文,王造时在文中呼吁,各方面都拥有良好的领袖,方能在社会生活大转变中打开一条生路。此外,“新中国的工程师(领袖)……除了须具领袖普通的元素外,还须特别有为公牺牲的精神。……非有极端为公的精神,不能感动人心,改变风气;非有绝大牺牲的精神,不能排除困难,达到目的。”

“自由与平等是争取得来的,不是赠送品”

蒋介石欲拉拢王造时,屡次以高官厚禄为饵。1932年秋,蒋又派蓝衣社刘健群到上海,软硬兼施,要求他去南京工作。刘说政府正在准备抗战,而抗战必须全国统一,统一就要先剿灭共产党,并恐吓道:“不要在上海哇喇哇喇地发空议论,妨害国家大计。蚊子嗡嗡叫有什么用呢?只要举手一拍就完蛋了。”不久,王造时果真在朋友家里看到了盖有骑缝印的蓝衣社暗杀名单,竟有四十多人,自己亦“榜上有名”,此时他尚对名单半信半疑。1933年6月,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为蓝衣社所杀,王造时当下决定,逃无可逃,不如将此事在报上揭露出来,于是将暗杀名单交与《大美晚报》总编辑张似旭。名单中英文版在报上公布后,舆论哗然,反动派不能不有所忌惮,令暗杀空气有所缓和。

1935年,中国共产党发表《八一宣言》,呼吁停止内战,一致抗日。“一二·九”运动后不久,沈钧儒、邹韬奋、王造时等组织起上海文化界救国会。1936年,王造时又先后参与组织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,主张全国各党派彻底团结,共赴国难。救国会运动风起云涌。当年11月23日,王造时和沈钧儒、章乃器、邹韬奋、李公朴、沙千里、史良等七位救国会领导人以“危害民国罪”被捕,此即轰动全国的“七君子”事件。1937年6月11日,“七君子”案公开审理。王造时是第三被告,他在法庭上以演说家的姿态侃侃而谈,沙千里说“好像在大学的课堂上讲课一般”。

邹韬奋曾撰文逐一介绍“七君子”,他说王造时求学经历一帆风顺,但因为参加救国运动,屡陷需要艰苦奋斗的逆境:“王博士具有演说的天才,尤其是在广大群众的大会场上,他能抓住群众的心理,用明晰有力的话语,有条理的说法,打动他们的心坎。王博士屡有做官的机会,但是因为忠实于他自己的主张,不肯随便迁就,宁愿过清苦的生活,行其心之所安,这是很值得敬佩的。”曾任《文汇报》总编辑的徐铸成则说,“七君子”中,“切切实实组织群众、身临第一线的是李公朴、章乃器,而写出一篇篇犀利的战斗文章的,主要是王造时。在苏州法庭上,侃侃而谈,据法据理,质问得法官目瞪口呆的,也是王造时。现在如翻阅当时的报刊,还可以看到他的演词和文章,虎虎有声,闪闪发光”。

至日军发动“七七”卢沟桥事变,蒋介石终于在庐山发表谈话,宣布对日抗战,并于7月底电令苏州高等法院将“七君子”释放。翌日,王造时激动手书:“历史告诉我们,民族的自由与平等是争取得来的,不是赠送品。”出狱后,王造时任职江西政治讲习院,培训抗战时期的地方行政干部。南昌沦陷后,王造时转赴吉安,办起《前方日报》,在枪声隆隆中,每日不懈,体贴战时民间疾苦,传递抗战消息。

在一篇未刊稿《泛论爱国心》中,王造时深情论述这种“不可磨灭的感情”:

不但国家的公共生活有赖爱国心为之洗除污秽,引向奋发有为的高尚领域,就是个人生活有它以后,也可得到无穷尽的“烟士披里薰”。人生本来是像一张白纸;若是不假定一个高尚的目的做活动的最高准绳,那么生活只觉得无意义……

爱国还是爱人类的桥梁。个人太弱小了,人类太广大了。布勒塔尼的海员启程航海时候祈祷说:“我的天哪,请你保佑我,我的船那么小,而你的海这么大!”如果个人与人类中间没有国家那个桥梁,那么上头说的祷告也就可以代表我们个人的感叹了。你要对人类有所贡献,有所影响,那么国家便是一个不可缺少的工具。……

真正的爱国心决不是偏见,决不是疯癫,决不是蛮横无礼,更不是夜郎自大。真正的爱国心必须谦虚……真正爱国的人必能对于人类有深切的同情。

“个人的一生乃是无愧于中华”

抗战胜利后,王造时从1946年5月来上海起,就没有实际工作;他曾建议民盟改组壮大,形成中间力量,但未获采纳,因而没有参加;而长子自1946年夏患上精神病,更让他倍尝苦难。当年7月,亲密战友李公朴和清华同学闻一多先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。王造时心情沉重。

他一度设法把自己的报纸搬来上海,可惜申请来的报馆房屋狭小,便转而办书店,售卖进步图书杂志。他也支持大女儿参加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。此时的王造时渴望有所作为。

1951年夏,陈望道两次来他家邀往复旦大学任教,政治学系主任胡曲园亦送来聘书,王造时由此再续十八年前的教授生涯。1952年院系调整后,王造时改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,讲授世界近代史。他说自己很满意教书生活,并且颇自豪于既能担当政治工作,又能教书;还预备“把马恩列斯毛的全部著作,有计划地系统地重新来研读一遍,一面读,一面思,再一面做笔记,不求速成,但求深入”。他一度很爱打小麻将、下象棋,而棋技不高,输了一定要求再下;解放前,不满十岁的长子偶尔与他对弈,他也会败下阵来。然而,继长子罹病后,长女、次子相继出现精神病症状,1956年3月妻子病逝。他“痛心于家庭的遭遇,往往浮沉于哀念于伤感之中而不能自拔”。1957年他被错划为右派。“反右”刚一开始,王造时生怕连累别人,赶紧把十多封外地读者早前写来回应他发言的信撕毁。而他天性坚强乐观,挨批后回到家还是能吃一大碗蛋炒饭,食量不减,相信党会公正地解决他的问题。他还计划每日工作十小时,上下午各四小时,晚间二小时;计划每天下午钻研马列经典,并继续手上的翻译工作,“争取在五年内达到候补党员的政治水平”。劳动改造期间,他与复旦大学外文系教授潘世兹、民族资本家李康年相识。1960年国庆前一天,王造时“摘帽”,重新走上复旦大学讲台;次年经潘世兹介绍,与李康年外甥女、上海绒毯厂女工郑毓秀女士结婚。他加入历史系几位老教师开设的“史学评论”课,讲授黑格尔历史哲学;同时参与世界史教材编写和资产阶级史学流派资料的编译,译有卡尔·波普尔《历史有意义吗?》和卡尔·贝克尔《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》;给研究生开设欧美社会政治思想史、美国外交政策史课程,还准备要带三个研究生。

同时,商务印书馆请王造时将解放前所译《民主政治在危机中》《美国外交政策史》加工和补译;上海人民出版社请他参译汤因比《历史研究》;上海社联的《文摘》杂志亦请他摘译资产阶级法学方面的论文;他还参加了《辞海》近代国际关系史部分的编写。这几年中,王造时改译、翻译在100万字以上。他甚至还计划在有生之年,完成三部历史著作:世界史、中国史、个人史,以这三部历史证明,社会总是前进而绝不会后退,个人的一生乃是无愧于中华。

王造时与郑毓秀“同是天涯沦落人”,婚后互相照顾,感情甚笃,对对方子女都视如己出。1966年王造时蒙冤入狱,1971年8月去世。次女1973年亦因癌症病故。至此王造时的四个儿女均已亡故,后由郑毓秀及其儿女同老友们一起为他的平反奔走。1978年底,王造时获得平反。

老同学、老战友潘大逵回忆说,王造时一生的生活极为严肃简朴,一贯好学、爱写、爱读。复旦大学李天纲在影印重刊民国西学文献时写道,王造时在“西学”翻译领域作出重要贡献,然后借此“西学”,主编报刊、杂志,在“反独裁”“争民主”和“抗战救国”等舆论中取得重大影响。译著之外,王造时还有大量存文。

2002年末,复旦大学历史系举行“王造时藏书捐赠仪式”,郑毓秀及其子女捐赠王造时的284册藏书,其中多为法律方面外文书。